公众普遍关心，卢先生家面临的两难问题真的无解吗？“无力修缮”“改建需求”和“文物房保护”之间的矛盾又如何去调和？未来文物保护工作又何去何从？对此，麻辣社区记者于3月28日，前往成都市文物局采访工作人员白玉川，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。
郭家院子两难困局，有个折中解法
2009年，成都市新都区五里村郭家院子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，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。2021年10月新都区文体旅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对全区不可移动文物设立标识牌。自此，郭家院子被正式挂牌。
郭家院子业主卢先生先后多次反映，郭家院子阴冷破烂，无法住人也无从修缮，且占据了147平的宅基地又不能拆，老两口守着偌大的文物房进退两难，并就此提出两个路径以改善当前的居住条件：一是搬走文物，重新建房；二是在另新划宅基地。
“搬走郭家院子肯定是不可行的。”白玉川告诉记者，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，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、保养。这就等于说，因郭家院子为私人所有，卢先生作为郭家院子的所有人，需负责日常养护及修缮文物房，只有因国家重大工程实施、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，导致无法进行原址保护，才能迁移文物建筑。
关于“另新划宅基地”，白玉川表示这也行不通，现在土地资源特别紧张，且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，现在村镇对宅基地管理非常严格。
那就没解决方法了吗？“我们多次到现场实地了解情况，也跟村上、当地国土部门、住建部门进行了对接。最终我们想到第三种路径，即修缮文物，同时允许他在文物房以外可以改建的地基上再加建一层。”白玉川说，通常情况下村民住宅有限高，是不允许加建的。本来房子是他的私人财产，他可以随便去改建的，但因为房子被划为文物不能改，他其实牺牲了一部分权利。考虑到文物房所有人做了让渡，所以允许他比别人多加建一层，也算是一种补偿。
白玉川还说道，文物法里也规定了，如果所有人确实没有能力进行修缮，当地政府应当予以帮助。“当地政府其实指的就是街道，街道应该予以帮助，给予一定资金补助，及修缮上的一些指导，这是我们该干的事情。”
“但经过我们后来的沟通，卢先生及其家人目前暂时未认同第三种解决路径，仍然存有拆改文物房的念头。”白玉川表示，这是他们能为卢先生想到的最好的一个折中的办法，而且客观来讲是可行的。如果他执意不接受，也别无他法。
历来，文物保护工作都“吃力不讨好”
“过去，文物保护工作充斥着各种阻力。其中，最大的难点在于文物的宣传保护不被群众理解、支持，郭家院子事件风波只是一个缩影。”白玉川说。
据他描述，以前大众更多只注意到城市大规模发展建设会拆掉一些文物，但实际上大多数文物都在农村。随着农村生活改善、住房改建，农村中文物消失的速度触目惊心。成都市文物局关注到该问题后，2017年在全国率先将全成都市60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和6000余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法定保护名单里面，避免人类文化遗产瑰宝的流逝。
除了梳理法定保护名列，基层群众工作也少不了，但下乡说服村民绝非易事。
白玉川告诉记者，村民通常都不能理解文物保护，也不能接受“自己私产不能自己自由支配”，而且也并未意识到自己还有保护和修缮的义务，若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擅自拆建文物房，属于违法行为。“法律是面向所有人的法律，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，拆移不可移动文物都是违法的。但社会大众似乎常常忽略一点，导致我们工作十分难开展。”
“有次在村里跟村民作文物房保护宣传工作时，被几个身材魁梧的男性村民围住，还被他们呵斥威胁‘我自己家房子我凭什么不能拆！’”新都区文物保护所的姜思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当被问及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时，姜思旭直言，“这还能怎么办，当然是当场马上跑走啊，保命要紧。”看似很戏剧的经历，实际在现实中频频上演。
而再把视野从农村拉向全市、全国，目前很多地方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都还不够高。“有地方政府仍秉持着‘把GDP增长作为政绩’的发展观，不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。”白玉川说，不少地方都只是喊喊口号表面重视文化遗产保护，没有落实具体工作上。
他自己实际也遇到过，一些地方领导人思维根本没跟上，总是把老旧的文物房视作经济建设的挡路石，想一脚踢开。“好在成都市早把现存的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建筑纳入了法定保护范畴，所以后来地方规划即使想拆也不准拆了。”
白玉川补充道，现在文物保护工作还有一个根本难点，缺钱。有的区县能有3万块钱的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已经算不错的，很多区县压根儿就没有文物保护专项经费，包括郭家院子所在的新都区也没有。“但是文物法上是规定了地方政府要有配套的文物保护资金，但事实上没有。”
开创“成都模式”，力寻文物保护最优解
纵观社会百态，免不了切实存在一些家庭条件极其困难，自己温饱都成问题，更无力修缮文物房的人。因为郭家院子事件，包括白玉川在内一行人也顺道去新都其他地方看了，情况比卢先生家糟糕的还不少，白玉川直言“看到后很心酸！”
一边是群众生活难处，一边是文物房修缮刚需，文物保护工作如何迈进？白玉川称，目前成都市文物局正在计划以新都区文物房作为试点，统一开展文物修缮保护工作。
具体为，先统一对新都区所有点位文物房的情况进行梳理，然后按照责任支出原则，个人出一部分资金，村镇配套一部分资金，文物部门出一部分专项资金，补助文物房修缮。“修缮文物房的成本肯定比修缮普通住房成本要高，因此依情况给予一定补助。但从法理上来讲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帮他修房子，这个界限必须厘清。”“成都市先行先试，全国还没有地方这么做过。”白玉川说。
另外，他们还在寻求其他的突破口，试图找到非国有文物保护的最优解。“其实成都‘惠蓉保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保护思路，我们想给文物也上个惠普性保险。”白玉川称，该策略指与保险公司合作，通过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每年投点小钱，日常中发现小问题及时补救处理，避免进一步恶化，也就不用每年疲于奔命地去大修。成都市文物局已对接了保险公司，现在保险公司正在做相关论证。
而在谈及如何化解城市经济发展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时，白玉川也很是自豪。他大方介绍道，成都市率先在全国创立文物保护成都模式：城市建设考古先行，文物保护先行。
上世纪90年代，文物保护成都模式就开始形成，后续不断完善，到了2018年，基本形成了城市建设考古先行、文物保护先行的体系。在该模式下，文物保护工作被置于城市建设之前，与建设者隔离开，如此一来就回避了直接冲突。以往就有修公路前没考察结果破坏了文物的情况，还有修地铁因中途就遇到古墓葬就修断头了的情况。“成都模式则避免了这一冲突，既有利于文物保护，又有利于城市建设。”
